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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學昭:吳宓和他的《世界文學史大綱》

2020-04-29作者:吳學昭刊發媒體:文匯筆會瀏覽人數:10

吳宓

 

  我父親吳宓一生學習和研究世界文學,講授世界文學,非常重視文學史于文學的功用。他認為“文學史之于文學,猶地圖之于地理也。必先知山川之大勢、疆域之區劃,然后一城一鎮之形勢之關系可得而言。必先讀文學史,而后一作者一書一詩之旨意及其優劣可得而論。故吾人研究西洋文學當以讀歐洲各國文學史為入手之第一步,此不容疑者也”。(吳宓《希臘文學史》)

  據父親早年的清華弟子、原北大西語系教授李賦寧回憶:“早在(1921年任教)東南大學時期,吳宓就已制訂出‘世界文學’講授提綱(英文),包括各國重大歷史事件和各國文學史。這在我國是最早的世界文學教程。有了世界文學的基礎知識,才有可能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。吳宓在東南大學、清華大學、西南聯合大學、燕京大學、武漢大學,以及解放后在重慶大學、西南師范學院一直講授世界文學課程,他是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之一。”(李賦寧《在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》)

  父親去世以后,曾從他受業的許多友生,關心他有關世界文學,尤其是他最早開設的世界文學史的遺著的整理出版,諄諄以此囑托家人。除了父親最親密的學生李賦寧,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南聯大外文系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畢業的幾位校友:許淵沖、李俊清、許芥昱、關懿嫻、沈師光等,他們談起當年聽吳宓的“世界文學史”課,常是眉飛色舞,興致勃勃,使我也很受感染。當時就想,有朝一日,父親關于世界文學史方面的遺著得以出版,一定要請他們寫點什么,作為紀念或讀后,配合發表。

  然而十分慚愧,我們一直遲遲未能著手于此。緣于父親以他多年對世界文學的系統研究,雖編撰有“世界文學史”中英文講授提綱、講義多種,可惜他的這些傾注心血的手稿,不幸于十年動亂中悉遭抄沒,而他于當時所托付代為保藏講義、手稿的人,至今不肯歸還,家中一無所存;以致此書在他生前未得付印,身后也無法出版。我們多方尋訪征集,亦無所獲。

  很久以后,西南聯大外文系一位1944級的校友李希文聞訊,將他珍藏了半個多世紀的吳宓所編世界文學史大綱(英文),輾轉托人“贈與吳師家人留念”。“大綱”系打字油印于戰時通行的粗糙紙上,歷經歲月滄桑,紙張已發黃變脆,最后幾頁且有缺損。雖然如此,對我們來說,仍如獲至寶,異常珍貴。現今出版的吳宓《世界文學史大綱》一書,即是以李希文學長惠贈的這份不全的西南聯大外國語文學系所印《世界文學史大綱》為主編輯的(并借此題命名全書),附錄吳宓所撰《希臘文學史》《西洋文學精要數目》《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目》等文,所翻譯、增補材料并詳加評注的美國李查生與渥溫(William L. Richardson & Jesse M. Owen)二氏合著的《世界文學史》,為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制定的辦系總則和課程設置,以及他對世界文學史上幾位著名文學家、批評家的論述。此外輔以兩篇不同時期友生對吳宓授課的感受。雖不能充分表現吳宓研究和講授世界文學史的觀點和心得,也算是對他四十多年教學生涯的一個紀念。祈愿如今散失各地的父親遺稿,終有一日得刊行面世。

  感謝美國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、斯坦福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周軼群女士受編者之請,于百忙中在細讀深研吳宓日記、作文、書信,及其他許多有關著作的基礎上寫出《吳宓與世界文學》的長篇導讀,為本書增色不少。感謝商務印書館精心編輯,將本書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。相信吳宓和他已故的受業弟子地下有知,也會感到慰藉。

  在吳宓的《世界文學史大綱》出版之際,我深感遺憾的是,由于此書著手太遲,當年諄諄敦促我們及早尋訪搜集、編輯整理父親世界文學方面遺稿的清華、聯大外文系諸位老學長,如王岷源、李賦寧、許芥昱、李俊清、沈師光等,已先后故去,不及親見此書,予以批評指正;而今健在的兩位,亦皆年屆高齡:關懿嫻102歲,許淵沖99歲,不便叨擾。于是原擬敦請這些曾親炙吳宓授課的友生,為本書寫點讀后或書評之類的愿望全然落空,只有根據我當年的訪談筆記和點滴回憶,將他們對先師教課的感受,略述一二,與讀者分享。

  據清華學校歷史檔案,學校自1926年西洋文學系(1928年改稱外國語文學系)初建,即很注意西洋文學概要及各時代文學史的一體研究。設有自古代希臘、羅馬,中世紀至但丁、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洋文學史分期研究學程,由吳宓與翟孟生(R. Jameson)及溫德(R. Winter)分授。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,翟孟生返美;清華南遷,溫德滯留北平以外僑身份幫助處理校產;西洋文學史乃改由吳宓獨自講授。

  吳宓在西南聯大所授“世界文學史”,為外文系二年級的必修課,8學分,是外文系學分最多的一種。該課原名“西洋文學史”“歐洲文學史”,后因實際講授內容范圍很廣,包括了東方的波斯、印度、日本等國文學,遂改稱“世界文學史”。西南聯大“世界文學史”課,一直由吳宓講授;1944年秋他休假離校,無人接任此課,最后改為“英國文學史”,由他的弟子李賦寧講授。1946年聯大解散,清華復員北平后,“世界文學史”課亦未重開。

  “世界文學史”為聯大當年最叫座的課目之一,外系旁聽的同學不少,何兆武說他就是來“聽蹭”的。彭國濤1941年選修了這門課程,從此愛上外國文學,第二年由歷史系轉入外文系。他回憶吳宓上課,從不看書和講義或卡片,講到作者生平,名著情節的時間、地點以及一些著作的原文,都能準確無誤地說出,并寫在黑板上。講述荷馬史詩《伊利亞特》和《奧德賽》、但丁的《神曲》、盧梭的《懺悔錄》、塞萬提斯的《唐·吉訶德》等,滔滔不絕,有聲有色,如數家珍,使他至今難以忘懷。“先生對書中人物,不僅介紹,且作出評價,指導人生,使你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,潛移默化。我們聽課,既學到許多知識,也提高了思想境界,升華了感情。”(彭國濤《我的導師吳宓先生》)

  同學們反映吳宓講課極為生動,講述那些名著中的故事,更引人入勝,讓人不知不覺如身歷其境。沈師光、于紹芬等猶記當年聽先生講盧梭《懺悔錄》,尤其盧梭牽著兩個少女的馬涉水過河的一段,聽得她們如醉如癡,直以為那是盧梭的一段最幸福的生活,最美麗的文字。

  同學們喜歡吳宓的要言不煩,一語中的,如“歐洲文學史”講文學與非文學的分別,說:文學重情感(emotion),想象(imagination),樂趣(pleasure);非文學重理智(reason),事實(fact),教導(instruction)。這比下定義好得多。又說:哲學是氣體化的人生;詩是液體化的人生;小說是固體化的人生;戲劇是固體氣化的人生。哲學重理,詩重情,小說重事,戲劇重變。形象地概括了事(小說和戲劇)、情(詩詞)、理(哲學)三者的分別,說出了小說和哲學的關系,等等。

  同學們印象深刻的還有,吳宓常用列表來概括事實。如“歐洲文學史”講Dante (但丁),講到Dante’s life in relation to his works  (但丁生活和作品的關系),他就列出了一個簡單明了的表:

  1. Love (Dream)  夢想產生愛情,寫出作品New Life(《新生》)

  2. Study (Learning)  學術作出研究,寫出作品Il Convito (《饗宴》)

  3. Politics ( Experience )   經驗造成政治,寫出作品Divine Comedy (《神曲》)

  但丁在翡冷翠河濱遇見貝雅特麗齊,一見鐘情,在她死后,寫了悲痛欲絕的《新生》。《饗宴》把各方面的知識通俗地介紹給讀者,作為精神食糧,所以書名叫做《饗宴》。《神曲》描繪了翡冷翠從封建關系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和政治變化。書中的地獄是現實的情況,天國是爭取實現的理想,煉獄是從現實到理想的苦難歷程。

  除了列表,吳宓有時亦繪圖來說明問題,如所繪但丁《神曲》的 “宇宙結構圖”,使學生一目了然,印象深刻。何兆武至今記得吳先生畫的一張七級浮屠式的圖,把對權力的追逐放在最下層,以上各層依次是對物質的追求,對榮譽的追求,對藝術創造的追求;最上一層為對宗教的追求,據說是采納了沈有鼎的建議。

  1943年從軍的許芥昱(1941年11月,美國志愿空軍大隊來華對日作戰,需要大批英文翻譯,聯大外文系高年級男生,除個別例外,全部應征服役)曾與級友李俊清交流,說他從吳宓的“歐文史”課程得到比較文學的思想啟發,由此決心從事比較文學的研究。

  許芥昱后來果然赴美研習比較文學,獲斯坦福大學文學博士學位,其后在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授比較文學。1973年突發奇想,攜其比利時裔的妻子和兩個可愛的兒子遠來漫游中國半載;其間亟欲赴重慶北碚拜謁卅年未見的導師吳宓,為此通信往來多次,最終以當時四川尚未對外賓開放而不果。許芥昱在他返美后所出版的Our China Trip(《我們的中國行》)一書中這樣寫道:

  對李賦寧兩個小時的訪問,話題幾乎沒有離開過“奇普斯先生”。我們的Mr.Chips,我們背地里這么稱呼他,我們對他絕不說再見。[昆明戰時放映過一部英國1939年拍攝的影片Goodbye,Mr. Chips(《再見吧,奇普思先生》,中文片名《萬世師表》)描敘一位老教師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。聯大外文系許多人看了很受感動,有些同學覺得吳先生與Mr. Chips很相像,于是背地里就稱他為“奇普思先生”。]——他仍然活著,在四川。他教過我們所有的人。

  我告訴李賦寧,吳先生仍舊用紅墨水批改我的信,拼寫出所有縮寫的詞,在字里行間用印刷體整齊地改正錯字。另在我去信的邊上寫下對我的回復。

  李賦寧說:“他對我也這樣。”李已任北大副教務長有年,1950年自美國留學歸來,在教師中保持領先地位。“那就是吳,”李說,“我想他永遠不會改變。”

  李過去多年一直是老詩人吳宓最親密的學生和朋友。吳是安諾德堅定的贊賞者及丁尼生的模仿者,他為同情他的因失戀而憔悴的學生落淚……

  關懿嫻對吳宓將《紅樓夢》與薩克雷的Vanity Fair (《名利場》)進行比較,很感興趣,她的畢業論文就是以《名利場》為題作的。她發現吳先生特反對“古今中外、人天龍鬼,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”的輕率態度;講授中,始終以歷史的演變及系統異同的觀念,著眼于探索某些“中西古今”的“不易之理”和“東西文學公認之言”在文學領域里的普遍應用。中西比較如此,西西比較也這樣。

  “歐文史”考試卻很使關懿嫻發怵:吳宓出的考題包羅萬象,從狄更斯某部小說的出版年、出版家到定價的細小題目,到Fully describe (詳述)一部世界文學名著如荷馬史詩、歌德《浮士德》等的內容、文學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中的地位等等。她常是最后交卷的幾個同學中的一個。吳先生總是彬彬有禮地站在一旁,或坐著看書,還不時微笑著說:“不急,慢慢答。”有次期終考試,關懿嫻和幾個同學竟考了五個小時,最后一同交卷。吳先生邊疊齊考卷,邊說:“你們的食堂已經關門了,來,跟我到‘文林’(學校附近的一家小飯館)一起吃飯去。”時值冬季,一頓熱騰騰的飯菜,吃得既果腹又暖和。用餐中間,吳先生還講些他青少年時代的學習軼事,其樂融融,久久難忘。

  1938年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許淵沖,是吳宓“歐洲文學史”班上最出色的學生。他仰慕吳宓學識淵博,吳宓贊賞他聰明好學。這方面許淵沖在聯大日記和學習筆記中多有記述。他說:

  吳先生是聯大外文系唯一的教育部部聘教授,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,他的中文和英文水平都不是當時英美任何漢學家所能比擬的。他是哈佛的畢業生,在聯大外文系講“歐洲文學史”,用的方法完全和哈佛一樣,所以外文系的精英們等于身在聯大,心卻可以去哈佛。吳宓還是清華大學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,第二任是楊振聲,第三任才是朱自清。這樣學貫中西的教授實在難得。

  他品評別人總是揚長避短,對自己則從嚴,嚴格得要命。從他對錢鍾書的評論中也可看出他的學者風度,雖對自己學生也能虛懷若谷,可見他多么愛才!對我也是這樣:1940年5月29日,上完“歐洲文學史”時,吳先生叫住我說:“我看見劉澤榮送俄文成績給葉公超先生,你小考100分,大考100分,總評還是100分,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分數!”吳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老教授,這話對一個19歲的青年是多么大的鼓舞!我當時就暗下決心“歐洲文學史”一定也要考第一;結果我沒有辜負吳先生的期望。(按,許淵沖當年“歐文史”月考98分,學期平均95分,學年平均93分;比全聯大總分最高的張蘇生的“歐文史”成績還高了兩分。)

  吳先生講“歐洲文學史”,其實也講了“歐洲文化史”,因為他講文學也將哲學包括在內,如講希臘文學,他卻講了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。后來他為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開“歐洲名著”,講的就是《柏拉圖對話錄》。他最善于提綱挈領,認為柏拉圖思想中最重要的是“一”“多”兩個字:“一”指抽象的觀念,如方、圓、長、短;“多”指具體的事物,如方桌、圓凳、長袍、短褲。觀念只有一個,事物卻多種多樣。柏拉圖認為先有觀念,然后才有事物。如果沒有方桌的觀念,怎么能夠制造出方桌來?他還認為觀念比事物更真實,因為方的東西、圓的東西,無論如何也沒有方的觀念那么“方”,沒有圓的觀念那么“圓”。因此,一個人如果愛真理,其實是愛觀念超過愛事物,愛精神超過愛物質。這就產生了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觀——這后來對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。但是觀念存在于事物之中,“一”存在于“多”中,所以愛觀念不能不通過事物或對象。而對象永遠不能如觀念那樣完美、那樣理想,因此,戀愛往往是在“多”中見“一”,往往是把對象理想化了。但理想化的對象一成了現實中的對象,理想就會破滅;因此,只有沒實現的理想才是完美的。但丁終身熱戀貝雅特麗齊,正是因為她沒有成為但丁夫人啊!

  許淵沖學習動腦筋,愛琢磨,他不“師云亦云”,有不同意見,樂于同老師探討。吳宓講“世界文學史”,從語文系統開始。他說表現思想的方法有兩種:一種是聲音,一種是形式;前者如歐洲的拼音字,后者如中國的象形字。兩種文字各有其長,各有其短,不能說哪種好,哪種不好。所以他不贊成(漢字)拉丁化。當時許淵沖認為,從藝術的觀點看來,吳先生的意思沒錯;但從教育的觀點來看,他的意思卻未必對。因為教育的目的是要普及,而方塊字的確太難,就是中國人也要學幾年才能學會。何如拼音文字能說就能寫,能寫就能讀書呢?久后才體會,吳先生的意思還是對的,自己的意見卻很幼稚,完全是跟著魯迅走,并沒有消化魯迅的思想,也沒有用實踐去檢驗拉丁化是否正確,就說出了自己后來也反對的話。其實魯迅也說過:中國文字有三美:意美以感心,音美以悅耳,形美以悅目。而歐洲文字只有意美和音美,沒有形美。歐洲有個大哲學家甚至說過:世界上如果沒有中國文化,那真是人類的一大損失。如果沒有中國文字,人類文化就要大為減色。實際也是如此,如杜甫的著名詩句“無邊落木蕭蕭下,不盡長江滾滾來”,兼具對仗,重疊,草字頭、三點水偏旁等形美,是西方文字萬萬無法翻譯的。由此回想吳先生所說中西文字各有長短是有道理的,拉丁化沒有形美確是一大缺點。

  “歐洲文學史”課上,吳宓曾說:古代文學希臘最好,現代文學法國最好。許淵沖卻認為俄國文學不錯。吳宓說:法國文學重理智和形式,德國文學重感情,不重形式;英國文學理智和情感并重,但都不如法國和德國,只比德國更重形式,卻又不如法國。依許淵沖看,俄國文學和英國文學差不多;除普希金重情之外,果戈里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爾斯泰,都更重理,而且很重信仰。后來讀了屠格涅夫的《春潮》,故事給他的印象是:愛情有如春潮,時漲時落。這和德國斯托姆的《茵夢湖》不同:萊茵哈德幾十年后還留戀青春時代的舊情人,可見德國文學重情,歌德的《維特》也一樣。而屠格涅夫最重情的《貴族之家》結果和《春潮》也有相似之處,只是傷感之情更接近《茵夢湖》。這樣想想,吳先生的結論還是有道理的。

  許淵沖后來還選修了吳宓的“文學與人生”和“翻譯”課,亦心得多多。

  吳宓外貌嚴肅、古板,似乎很難交往;同學們接觸多了,才發現先生其實待人謙和熱情,誠摯率真,是一至性中人。對學生課外問難求教的,無不認真細致為講述解答;傾訴思想苦悶的,或為感情問題煩惱而請予指教的,一一耐心給予教益和安慰;生活困窘來求助的,亦極盡己力濟助,盡管自身生活也很清苦(全面抗戰初期,聯大授薪津,僅發原薪的70%)。

  吳宓特喜與愛好文學的學生交流。他贊同Arnold(安諾德)所說 Literature is 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.  (文學是最好的思想和言論。) 他認為 Literature is the Essence of Life (文學是人生的精華)。他樂于把自己讀過的好書,見聞的好事,思考過和感覺到的問題,直接和間接的生活經驗,獻給學生;通過與學生無拘無束、心情愉快地討論交流,與許多同學成了朋友,吳宓稱之為“友生”。

  2009年春,吳宓的幾位海內外弟子,一次偶聚北京。大家聊起難忘的Mr. Chips,回憶他循循傳播的古圣先賢的智慧與禪意;都說他們所受益于先生的風格者,不亞于受益于先生的學問。李鯨石復誦先生對他說過的“ Everything I say and everything I do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, Buddha, Socrates and Jesus Christ. ”(我的一言一行都遵照孔子、釋迦牟尼、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教導。)許淵沖對吳宓當年所論 The Golden Mean(中庸之道)和Virtue,Justice vs Profit,Gain(義利之辨),記憶猶新,感嘆道:“吳先生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外文系的學生。”

 

《世界文學史大綱》

吳宓在西南聯大所授“世界文學史”
為外文系二年級的必修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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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世界文學史大綱》(商務印書館2020年出版)

 

  內容簡介  吳宓一生學習和研究世界文學,講授世界文學,非常重視文學史于文學的功用。他自1921年起,歷年在清華大學、燕京大學、西南聯大等多所高校講授世界文學,前后近四十年,是該學科在我國的創始人之一。

  吳宓以他多年對世界文學的系統研究,曾撰有“世界文學史”中英文講授提綱、講義多種,可惜這些傾注心血的手稿,于動亂中悉遭抄沒,以致他生前未得付印,身后也無法出版。現以其學生提供的西南聯大外國語言文學系所印《世界文學史講授提綱》(殘篇)為主編輯本書,附錄吳宓所撰《希臘文學史》《西洋文學精要書目》《西洋文學入門必讀書目》等文;他所翻譯、增補材料、并加評注的美國李查生與渥溫二氏合著的《世界文學史》;他為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制定的教學方案;以及他對世界文學史上幾位著名文學家、批評家的論述。

  此外輔以兩篇不同時期友生對吳宓授課的感受。本書包括西歐、北美文學,兼及俄國東歐以及印度、波斯、日本等國文學,從文學大師的視野為讀者提供了廣闊而系統的世界知識。

  (本文原載《文匯報·筆會》2020年4月22日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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